[7]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性条款作为国家责任条款的宪法属性，是由我国国家政治和宪法发展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14]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制度问题，实质就是宪制和法治问题，就是通过宪制、法治控制和限制权力的问题。其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惯例。
最后，在司法方面，我国创建了民告官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历年的工作报告中反映的数据，全国每年受理民告官案件从最初的几千件增加到现在的几十万件，公民因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侵权而获得的赔偿金额由最初的几万元增长到现在的几亿元。[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25]参见习近平2014年2月2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1日。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执法者可以不遵守，而在法律赋予的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时难于对执法现场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均予以考虑，所以执法者在遇到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时未考虑的情形时，允许其超裁量基准而自由裁量。中国的宪制和法治之所以一直坚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公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转型时期，公民社会日益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6] 由于科技风险实际上并非科技领域的风险，而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风险形态，从交通事故到环境污染，从传染病爆发到食品安全问题，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每一种风险都是用科学语言表述、由科学技术的应用导致并且最终需要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应对的风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对科技风险的应对首先需要一种宪法层面的通盘设计。
注释: [1][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3]参见[美]克雷格·文特尔：《生命的未来：从双螺旋到合成生命》，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196页。在作出这种区分后，不同的审查显然由不同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完成，进行学术审查的委员会主要由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组成，进行伦理审查的委员会则包含更多的非医学、非科技界人士，而技术应用具体个案中的成本/风险-收益评估则是一个更适合行业专家进行评判的因素。例如，任何类型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和应用在英国都没有被一般性地允许或禁止，而是在英国人类生育和胚胎学管理局和人体组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持续监管下按一事一议的方式处理。
[20]生命这本书正是用这四个字母书写而成。他于2016年5月在伦敦接受骨髓移植手术，骨髓捐献者也是带有CCR5变异的人士。
[39]最后，在关于技术和事实的知识上优越于技术官僚的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这种优越性局限在他的利益范围之内。本文在引用该译本时将原著中的art的译法做了改动。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公约提出的很多原则，如第13条提出的旨在修改人类基因组的干预只能被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的目的，而且仅限于不会导致任何后代基因组被修改的用途，已经对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所谓体细胞，是指其中包含的遗传信息不会传递给下一代的那些细胞，占人体细胞中的绝大多数。(三)司法制约及其限度 耶鲁法学院行政法教授杰瑞·马肖在其新著《讲理的行政与民主正当性：行政法如何支持民主政府》中，对科学行政与民主行政之间的矛盾及其调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1]如果能够借助基因编辑技术直接剪掉CCR5基因，尤其是在胚胎阶段进行这种操作，就可以制造出免疫艾滋病的婴儿。[19]关于这个发现的过程，参见[美]詹姆斯·沃森：《双螺旋》，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制定人类基因保护的基本法，以人的尊严和平等等基本宪法权利和价值为基础来塑造一整套规制基因编辑的基本规则，为目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部门规章提供一个上位法基础。[64]重大问题教义的出现表明，在美国这样一个由科技专家和法律专家各自主导风险规制和司法审查两个领域、因而在科技法治方面能够形成某种制衡的国家，仍有某些对公众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不能交给任何领域的专家，而是需要在立法这样的宪法-政治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商讨和审议。
人类之所以需要法治，就是要思考科技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非理性的后果，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而基于理性化法律的权威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威类型。
(一)民主决策过程应更具透明性、公开性和包容性 科学界追求的价值是新知，是不断探索未知的自然奥秘以及科学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所获得的同行认可，这种价值与公众所关注的健康、安全以及内心安宁(免于道德焦虑)等往往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32] 三、贺建奎事件所呈现出的法律问题 2018年11月26日，一篇题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在人民网上发布。1995年，美国人蒂莫西·雷·布朗被确诊为艾滋病。进而，通过区分技术风险与道德争议，本文提出一种双层治理模式，即对于目的明显正当(治疗和预防目的)、风险可控、效果可验证的基因编辑研究、临床试验乃至临床应用，法律应当允许其在依照宪法和法律设立的监管机制下发展。带有某种BRCA1基因突变的人比一般人患乳腺癌的风险高6倍，而带有某种BRCA2基因突变的人更比一般人患乳腺癌的概率高4倍、患卵巢癌的概率高10倍。当天下午，知识分子新浪微博账号就发布了一份由122位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专家署名的联署声明，对贺建奎的行为表示反对和谴责。
第3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获得通过，这将是基因编辑一词正式进入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第7条)。
另一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艾德里安·弗缪尔教授的《风险宪法》[8]以及桑斯坦教授的《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和环境》中所提出的模式。[21]生命的代码从此以后可以用处理其他各种信息的方法在计算机上得到分析，生物信息学等新兴学科应运而生。
他们召集了一批顶尖的基因编辑领域的科学家和若干法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举办了一次会议，并发表纳帕宣言。在本文的语境中，生命宪制是指用宪法思维来探讨如何将基因编辑技术等生物医学科技的研究与应用纳入法治轨道的一种理论框架，而不是一种部门宪法学。
不过，只有当我们搁置行医资格问题或无视基础科学研究与临床试验之间的区别时，才可能揭示贺建奎事件背后更深刻的法律问题。例如，生物学可以理解为找出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再找到将这些要素重新整合的方法的知识体系，而法律学家则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以便找出私人行为中的是和非。他们在被编辑的那一刻并不作为主体在场，因此使权利无处安放。[23]此时，我们可以开始将人类基因组理解为一本书，全书共23章(即23对染色体)，每章都包含几千个故事(每个故事是一个基因)，每个故事由不同的段落组成，称为外显子。
摘要: 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已经使人类逐渐掌握了生命的奥秘，并开始利用技术手段改写和创造生命。[4]而这些方法的应用必将对基于自然生命和生命智能而形成的人类伦理和法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14]参见王康：《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法律规制》，《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因为权利有待个人去主张，即使不是作为直接的请求权基础，也要能够以其他方式(如立法)落实为对个人的保护。
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技术官僚)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同仁议事团体，他们讨论问题所用的行话和论证方式都是外行很难理解的。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
这种解决方案又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监管机构被监管对象所捕获，因而不能允正执中地完成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监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次，贺建奎还违反了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6条：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首先，此种干预必须旨在保障因此而出生的那个人的福祉，而干预手段与此目的完全一致。
正如本文所论证的那样，法律一方面可以给技术套上缰绳，使它不至于将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真正旨在探索生命奥秘和治病良方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保驾护航。但上述两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这样，这充分凸显了科学家自我立法模式的自利性及其给公共利益带来的风险。
译本中的艺术容易被理解为音乐、绘画等人文艺术，而原文中的art则指人借以改造自然的一切技艺，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称之为技术而不是艺术的那些手段。[47] 按照这种模式产生的立法和政策建议现在已经有不少，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学和治理》[48]和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的《基因编辑和人类生殖》报告。
公法必须通盘考虑所有这些风险。就在这个项目刚启动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经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提出了基因组测序的简捷方法，并在该项目之外启动了竞争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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